光荣岁月——也谈中国空军与近距空中支援（上）
pupu
拜读小飞猪老大的《近距离空中支援与中国空军》一文之后，在钦佩之余，本菜也就有关我空军的过去、现状和未来发表一些不太成熟的看法。虽然我们都是业余的爱好者，但正是因为如此大家在相聚在这里。不管是学霸还是菜鸟，希望作为军事爱好者的诸位，能够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和看法。多一些有益的讨论，少一些无谓的争吵。
长期以来，在西方的眼中，中国空军只是作为人民解放军的一支依附军种来看待的，某些刻薄成性的西方军事评论家将中国空军称之为中国陆军的“飞行炮兵”。凭心而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空军作为陆军的依附军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即使在解放军的军事学说中也的确是将陆军作为武装力量的主体力量，这在以前的章节中已有所介绍。但是，如果将中国空军当作中国陆军的“飞行炮兵”来看待，那确是有失公允的。
虽然在中国的军事学说中，空军长期以来只是作为陆军的辅助力量存在。在《国家军制学》中曾明确提出：战争的最后胜利主要靠陆军，最后歼灭敌人结束战争还是要靠陆军。所以空军部队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应该是怎样配合陆军作战。在各军种协同作战中，空军部队的活动应该以保障地面部队的战斗活动，满足地面部队的需要为前提。但在现实的军事行动中，中国空军至多是为地面部队提供战场防空以及争夺局部制空权。空军航空兵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根本不具备成为地面部队“飞行炮兵”的能力和手段！
对于以英勇善战而闻名于世的中国陆军而言，在激烈的战场上指望获得空军的火力支援是一件非常奢侈、甚至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换句话说，即使是那些吹毛求疵的西方军事评论家，在这一领域都几乎是“高看”了中国空军航空兵的作用和能力。
在20世纪初的世界空军初创时代，在西方出现了三位在本国空中力量渐居高位并在空军建设理论与作战理论方面有重大建树的人物，即英国第一个皇家空军元帅休•特伦查德，任美国陆军航空主任和航空勤务部队副司令的威廉•米切尔准将，和意大利陆军航空部部长朱里奥•杜黑少将。其中又以杜黑于1921年出版的《制空权》一书，首次提出一套比较系统的空中战争和制空权理论，不仅从战略高度来研究空军的使用，而且对建设空军的许多方面都有精辟的见解。
严格地来说，“制空权”这一概念虽然不是杜黑最先提出来的，但他最先给“制空权”下了一个比较科学的定义。这一定义是，所谓“制空权是指这样一个态势，即我们自己能在敌人面前飞行而敌人则不能这样做”。按照杜黑的观点，战争演变曲线由这点开始中断了连续性，突然转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它不再是革新，而是革命。杜黑坚持陆海空三军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件三刃的战争兵器，但不排斥为了赢得胜利在必要时改变这三面刃的任何一面的大小、形状和作用，以便能更深地粉碎敌人的抵抗。他认为，在一国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须把有限的力量集中在一个军种上，使之成为赢得战争的决定性力量。为此，他提出空中战争是未来战争中的决定性战场，空中力量对战争结局的这种巨大影响力将从根本上改变空中力量的地位和作用。
杜黑强调，如果一个军种可以比别的军种能更快地结束战争，那就意味着它能先于其他两个军种取得决定性胜利，也就是说在其他军种之前成为决定性力量。而空军正是这样一个能在其他军种以前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力量。杜黑一再强调夺取制空权只能靠空中进攻。他认为，夺得制空权本身即使还不能确保胜利，但却是夺取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飞机作为一种出色的进攻性武器，奠定了空军作为一个富于进攻军种的事实。只有通过空中进攻来夺取制空权，才能充分发挥飞机的独特性能。空中进攻最大优势是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能自由选择攻击目标能主动地集中优势兵力，突然地给敌人以猛烈打击，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摧毁敌人的空中力量，从而夺取制空权。
杜黑提出空中力量可单独制胜的观点时，在欧美引起极大兴趣。在美国，杜黑的《制空权》和米切尔的《空中国防论》最终成为美国军事战略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成就了今日天下无敌的美国空军。而在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杜黑在一开始就被认定为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其理论是有阶级倾向的，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在某些以步兵和骑兵起家领导人的刻意安排下，杜黑的理论被人为地误解为一种论述空军可以独立进行战争并单独决定战争结局的“空军制胜论”而遭到军队和国家领导人的严厉批判。头脑僵化的布尔什维克把持下的军事科研机构修订的1957年版《论资产阶级的军事科学》一书以嘲讽的口气宣称：“杜黑的所有著作，都是建立在力求寻找一种不需建立大规模的武装力量和不需要进行持久战，他们对于帝国主义战争可能转变为国内战争、转变为革命战争的本能的恐惧。”
上世纪90年代担任俄罗斯首位文职国防部副部长的安德烈•科科申博士在他的专著中谈到杜黑的理论时指出，其实苏联空军对“制空权”的含义和作用的认识同杜黑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无论是工农红军时代的空军参谋长В．В.赫里平，还是在卫国战争期间多次成功协调数个方面军航空兵的战斗行动，在使用航空兵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有卓越创新，对空军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空军主帅亚历山大•诺维科夫。他们通过残酷的战争，对于杜黑的理论都持或多或少的认可态度。所不同的是，杜黑的理论是将空军作为“主打军种”或至少与陆海军平级的军事力量。而莫斯科的军事学说始终坚持空军只能作为辅助陆海军完成国家战争使命的“重要军种”，总参谋长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元帅负责主编的《军事战略》（1962年版第3章第3节）中，空军被视为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在武装力量中占第二位的军种。并就此进一步强调，由于空军和国土防空军战斗能力的日益提高，空军和防空军所属航空兵不仅可以协同陆军和海军作战，还可以独立地进行空中（进攻）战役和防空战役。这是苏联时代第一次在军事学说中正式采纳了空军（防空部队）航空兵独立进行空中战役的原则，并以条令的形式确定下来。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壮大的人民武装，是一支身经百战的强大地面武装力量，拥有辉煌的战绩和光荣的传统。而中国的空军和海军，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前苏联的帮助下组建的。对于仓促间建立的中国空军来说，前苏联空军的军事学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造成了较为深远的影响。这是因为中国军队的第一次现代化是在苏联帮助下完成的，在系统引进苏制武器装备的同时，在军事思想、军事理论、作战指挥、军制学和军训法等方面均师承苏联。由于长期受前苏联早期的军事学说影响，中国空军一直对杜黑的《制空权》学说持批评态度。认为杜黑的理论“夸大了空军的作用”，因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许多局部战争的经验证明，杜黑的空军制胜论的见解是“毫无根据”的，反映出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资产阶级害怕人数众多的军队起来革命的心理。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的军事学术界长期以来坚持前苏联局部制空权概念，对杜黑制空权的学术层次持完全否定的态度。随着1960年以后中苏关系破裂，两国的军事交流也随之陷入停顿。当苏联完善其军事学说，对空军和防空力量提出新的任务要求时，北京已经不可能从莫斯科或者任何意义上的帮助和指导了。
在1957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当时的军队领导人提出，在未来的几十年内，空军都无法保障陆军的防空，也不可能取得敌方上空的制空权，因此战场防空主要靠陆军自己的野战防空武器而不能过分倚赖空军。这表明，最高统帅部对于空军的现状和国防工业的情况是有较为清醒的认识的。虽然年轻的中国空军航空兵在朝鲜战争中取得了宝贵的经验，但必须承认这是在友军的协助下，在一个受到限制的战场上取得的成绩。当时的中国空军，还不具备苏联前线航空兵那样为地面部队提供前线支援的能力。更何况，在随后的国土防空作战中不断暴露出我们的部队在飞行技战术、技术手段和指挥方式等诸多方面的不足。即便如此，由刘伯承元帅领导的南京军事学院已经开始在前苏联军事学说的基础上，编写包括航空兵支援地面部队作战的有关战法和条令。
但是在随后进行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中，执着于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刘伯承元帅和粟裕大将遭到整肃，使刚刚起步的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也开了军内以大批判开路、无限上纲、无情打击的坏头。时至今日，我们回头再看。虽然不能说当时我军不存在教条主义，或者教条主义不严重。以及此后确立的“以我为主”的军事建设指导思想是错误的，但是对于中国军队来说，向相对高度现代化、正规化的苏联军队学习先进经验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当时唯一可行的道路。虽然前苏联军事体制中的确存在僵化教条的因素，但是在当时党内政治生活、气氛已经越来越不正常，“左”的情绪日益高涨的情势下，中国武装力量，尤其是空海军这样的技术军种建设发展必然遭受重大挫折。随着包括《空军战役法概则》等诸多刚刚于1958年完成的条令条例被束之高阁，中国空、海军等技术军种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被人为地拉大。在反教条主义运动后，中国空军也曾试图编写出适合本身情况和需要的条令。可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一切都成为政治风暴中的牺牲品。无论是军队或是国防工业，都在文革动乱中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和冲击。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已经在以前的章节中谈到过，这里就不再引述。
由于文革的破坏和干扰，使我们的军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但落后于美苏这样的超级大国，甚至与日本、印度、韩国和台湾等周边国家和地区相比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中国空军，作为“文革”中的重灾区，不但在技术装备、训练水平和军事体制上远远落后，在军事学说和理论方面更拉大了差距。文革造成的断层和我们封闭的体制，在朝鲜战争之后就缺乏大规模现代化战争的考验，几乎不受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爆发的几次中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现代化空战变革的影响。在“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年代，航空兵部队连基本的训练飞行小时数都难以保证，更不用提什么战术技术水平了。另外，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空军航空兵的作用就是为地面部队提供局部制空权。简单地说，就是驱散来袭的敌机，使其无法对我方地面部队实施打击。此后，中国空军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地防空，打击来犯的美蒋侦察机。在与地面部队的协同方面，仅1955年的一江山之战可以借鉴。
当年在进行战役前夕，作战参谋们制定了详尽的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计划。而这一诸军兵种协同作战方案在呈交上报时，某位从红军时期就屡立战功而赫赫有名的首长对着眼前一堆堆陌生而怪异的技术名词和分析报告大发雷霆。首长指着参谋长王德的鼻子破口大骂道：“你们次吃了几碗干饭？给老子上课啊……我他妈的操你姥姥的！我就不信有操不开的X。”
换句话说，当年我们的空军是没有这个能力和条件，陆军的很多主官也没有这个观念和思维去搞什么空地协同。当时的中国空军，手里能够用于执行战术攻击任务的就是简陋的强-5和轰-5，更缺乏空地导弹和激光炸弹等精确制导武器。更何况，在当时中国空军尚且不能满足国土防空的需要，也就更谈不上什么三军协同作战了。一直到2000年以后，中国空军才实现防空雷达的国土全域预警覆盖。这是自建国以来中国雷达兵在中国的各个重点地区、重点方向、重点目标上构筑起各种雷达站，由此建立对空防御“第一防线”的结果。这一努力自1950年以来，经历了几代中国雷达兵的艰苦奋斗，在国家给予大量人力物力支持下才得以建成。在此之前，中国的对空情报雷达网始终未能形成无缝联接和全域预警覆盖，仅能保证对北京和上海等几个大城市的有限预警支援。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美蒋侦察机能够以如此规模深入到中国大陆腹地进行侦察活动。而我们的航空兵和防空部队虽然奋勇作战，但依然留下了“防空、防空，十防九空”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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