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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动笔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距离和李安的见面，已经过去整整一个月了。还有最后一个礼拜，《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就要全面下片了。工作人员说，那些专供 120帧画面放映的银幕和器材，会被工人拆下来，一一打包，运往深圳。

演出结束了。下一次看120帧和李安，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

不知道李安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

他离不开电影，可能已经着手筹划下一部《马尼拉之战》了。他自己说，《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和《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都没有老搭档詹姆斯的帮忙，应该下一次叫上他。詹姆斯是对李安很重要的人，他会改剧本，会协调片场关系，还能坐在酒店大堂里帮李安把电影卖出去。

李安很少有时间和家人相处，也可能正利用这个空当在家里休息。他上一次有时间在家里长待，还是一个多月之前。今年10月23日，是李安62岁的生日，当时，120帧新片刚在纽约电影节首映，他有压力，心事重重，也没怎么庆祝，只是和太太开车到郊区散心。下午的时候，阳光穿透树叶，太太在车里睡着了，他独自一人走出来，在树林里散步，心思不知道跑到哪里去。

在生活里，李安总是心不在焉的。小儿子李淳今年已经26岁了，是一名演员，也在父亲的新片里扮演了角色。他回忆起印象里小时候自己的父亲，最深刻的画面就是，那时候李家一家四口还住在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里，爸爸没有书房，总是坐在厨房的餐桌边写剧本。李淳经常看他坐在那里，对着笔记本，眼睛望着窗外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发呆，好像灵魂出窍。

李安的灵魂都在电影里。



前几天晚上，我又一次重看了《卧虎藏龙》。第16次看，印象最深刻的是最后窑洞那一场戏。俞秀莲最后对玉娇龙说，“你记住，这辈子你不管做什么，都一定要诚实地面对你自己。”

今年金马奖大热门的电影是《七月与安生》。年轻导演出手不凡，处女作就有极其细腻的质感，把女人身上的乖和野、自我压抑和不顾一切拍得很精彩。但若说对女性心灵探索之深刻和经典，还要数俞秀莲和玉娇龙。

此刻，俞秀莲爱人已逝，江湖已远，寂灭之中，她这句话哪里是对玉娇龙说的，分明是说给自己听的。这句话就是她的一生，就是她想要为自己而活却始终没有活成的那个样子，就是玉娇龙已经并且从来都是的那个样子，就是李慕白到死也不尽然明白但她却一直都隐隐知道，但又不敢面对的东西。

到了这一刻，她还是没有面对。她选择把这句话说给玉娇龙，却没有说给自己。她讲过，我虽然是跑江湖的，但我受到的礼教的约束，不比你们官家小姐少。对她来说，最后开得了这个口，已经是最大的解放。

玉娇龙可以去死，但俞秀莲是多么沉痛的一个角色啊。每个女孩都喜欢玉娇龙，觉得自己和她一样叛逆自由，难怪李安说，玉娇龙是动力，俞秀莲却是这个戏的秤砣。她只能继续活在各种各样的关系里，备受尊敬，保持清醒，不得自由，又心甘情愿。但凡玉娇龙不去死，只要她活着，一定活得越来越像俞秀莲，只不过是成分多寡的差别而已。俞秀莲活成的样子，是女人的智慧，也是女人一生所付出的代价。

玉娇龙注视着此刻的俞秀莲，不愿如此，所以她跳崖之念已起。

玉娇龙是昨日之我，俞秀莲是今日以及未来之我。七月和安生的一生一死，只是意外。玉娇龙和俞秀莲的一死一生，却是必然。在意外和必然之间，电影就分了高下。

当年第一次看《卧虎藏龙》，我还不到20岁，除了觉得美，什么也不懂。但后来的十几年里，每一次重看，都能看到之前从未发现的新东西。《卧虎藏龙》就是个大千世界，里面什么都有，尤其玉娇龙。小时候以为她纵身一跃是在偿罪，后来才领会到，她根本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物，而是一种无法实现又心向往之的生活理想。李安在她身上多有寄托，她往下跳，其实是飞，升华了。

去年夏天，看了《刺客聂隐娘》，去台北采访了侯孝贤，就又把《卧虎藏龙》找出来看。聂隐娘和玉娇龙，都出身官宦人家，都一身武艺，都不驯服，但两个人物的质地完全不同。隐娘从小遭遇不幸，身世坎坷，她的逃离和反叛有其世俗的逻辑，是对命运的反抗。但玉娇龙，她从未身遭不幸，但他妈的就是不爽极了。

玉娇龙走得更远。师父要她永远追随，不要。大儒要收她为徒，不要。父亲要她嫁入豪门，不要。她不愿服从所有这些秩序，通通不要。但她又不可能和罗小虎真去那自由天地，因为她不是那样长大的，那不是她的世界。最后，天地之大，竟然无处可去。她往悬崖下一跳，就是叛逆到淋漓尽致和死无葬身之地。她说，她要的就是个自由自在，但她发现活着就是不自由的，所以她宁可不活，也不妥协。

她姓玉，玉碎不瓦全的意思。

侯孝贤跟我说，聂隐娘就是现代性。那么，玉娇龙简直就是后现代性。她根本就是女版的詹姆斯·迪恩，摇滚得很。这种无因的反抗，有存在主义的味道，接近命运的本质。唉，侯导18年磨一剑，但李安大成若缺，不拘一格，无话可说。

俗话说，不怕怒目金刚，就怕眯眼菩萨。别看侯导一张刀削斧刻的脸，李安一副菩萨相，陈文茜一问起来，他还要卖卖萌，但其实他比侯孝贤还要狠得多。侯导好歹让隐娘活，还给她留了一个磨镜少年，说是“一个人，没有同类”，但还是很不忍心地给了条路走。但李安呢，他把这个梦戳破，玉娇龙那才是真的孤绝，那才是真的“一个人，没有同类”。

《卧虎藏龙》之后，李安又拍了6部电影。他一次次地讲人的孤绝的故事，更湿润，更温厚，更老到，也更狠辣。



第一次觉得李安可怕，是看《色戒》。这个电影，反反复复，也忘了有五六遍还是七八遍。觉得害怕，不是那十分钟的床戏，而是因为电影里彻头彻尾的虚无——爱情是荒谬的，友情是虚伪的，亲情是荒芜的，国家是四分五裂的……只有性爱的快乐是真实的，而这唯一的真实恰恰又是不可说的。

这个女人，她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废墟里。

李安真狠啊。他灵魂附体，把张爱玲几十年涂涂改改写了又藏的东西一五一十都拍出来了，而且拍得毫不手软，如同跟随王佳芝坠入了那个神秘的潜意识动力的深渊，无法得救。亲情、友情、爱情、信仰、理想……人活着要倚赖的几乎所有重大系统，他一一下手，拆解个遍。

但李安又不是张爱玲。最后王佳芝从珠宝店里出来，失魂落魄，遇到个拿着风车的快活车夫。注意看，车夫号衣背后的编号是1023——这是李安的生日。王佳芝，不，张爱玲，她的人生实在太绝望了，李安忍不住要在她临死关头幻化成天使，给她一点温存和希望。

关于这个细节，我后来在邮件里面得到了导演的回复。他写道：“既然猜到了1023算你厉害，那就再多告诉你一点，车夫的台词：回家啊？车夫背后踏去的方向是焦距模糊了的片中前面她去过的南京西路大光明大戏院。”

这一刻的王佳芝，有点像费里尼《八部半》结尾里面，散场落幕了还不肯走，兀自还要站在台上的小丑。

如果你注意听的话，《色戒》的原声大碟里，这一段配乐的名字就叫做《The Angel》，而整部电影所有配乐的核心旋律，来自原声大碟中的第四段：勃拉姆斯晚年最著名的一段间奏曲 OP118。王佳芝和易先生第一次在餐厅约会的时候，白人钢琴师奏起这段音乐。这似乎是个断章，因为多年以前，李安第一次看《色戒》原著，看到王佳芝坐在易先生车里那一段，突然脑海里回响起这个旋律，于是起心将它放在电影里。



OP118是勃拉姆斯晚年公认的代表作。那一年，勃拉姆斯60岁，他最爱的姐姐去世了，老师舒曼也死了，人生即将走到尽头。他在贫病中写下这支曲子，以欢快的旋律开头，但越来越多的欲说还休、悲欣交集，好像早已知道结局，剧本已经写好。3年之后，勃拉姆斯与世长辞。

我也爱勃拉姆斯。他的《匈牙利舞曲》，哪怕是一支欢快得要用来舞蹈的曲子，竟然起先的配器也是沉郁悲伤的，似有无尽的诉说。到了后来，旋律渐入高潮，才慢慢活泼欢快起来。也只有勃拉姆斯的复杂才配得上复杂的《色戒》。

色戒，与其叫色戒，不如叫生死。这是非常本质的追问。李安说，这部电影是他有生以来拍得最痛苦的一部，至今不敢重看。当时，他甚至在崩溃中远赴法罗岛，求见英格玛·伯格曼，见面大哭。这个瑞典老人，从《野草莓》到《第七封印》，他拍了一辈子关于生、死和怀疑的电影，到了88岁的时候，他自然懂得李安在哭什么。一年之后，伯格曼去世了。

这就是李安的魅力。人人觉得他是个呆萌害羞的老好人，但那不过是他的皮相，他的教养，他的保护色。就像俞秀莲永远不会把最后一句话讲出口一样，李安也说不出什么狠话。他把他最强烈的激情和最深刻的温柔，全都给了他的电影，在那个世界里，他做得一回玉娇龙，剥皮见骨，忽生忽死，半佛半魔。玉娇龙做的是江湖梦，李安做的是电影梦。他们都只在梦中才能做自己，梦一醒来，人就不能再是那个样子——就好像没人能够接受绿巨人变身之后的样子，虽然暴力和愤怒也是真实的他，但人们只认同他温和、安静、没有攻击性的样子。梦总有一天会醒，醒过来会像浩克和玉娇龙一样无处可去，但好在李安不止自己做梦，他又用自己的梦，给他人造梦，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李安走了之后，这个世界在短短一个月里又发生了好多事情。特朗普做了美国总统，金马奖发了双黄蛋，有人诈捐，有人辟谣，有人出轨，有人选择继续相信。生活就是一个由各种相信和怀疑的碎片组合成的洪流，在李安走过的路上继续流淌。

有一个小碎片，它在提到李安的时候，标题里非常刺眼地使用了“失败”二字。我很不愿意复述这个观点，但是为了把故事讲清楚，需要让你们知道。

它的大意是说，《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是一部在票房和口碑上都遭遇了滑铁卢的电影。当时，电影在中国的票房一亿五千万人民币，在美国票房不过百万美元，以4800万美元成本计算，必定收不回成本。在口碑方面，因为美国的影评人和公众都不买账，烂番茄上的好评度甚至始终没有过半。因此，综上所述，“这一次李安遭遇了失败。”

我想，这个说法还是能够代表很多公众的想法，即金钱和评价决定了一个人、一件事的成败，而这个评价，并非自己的评价，而是别人的评价。这恐怕也是包括李安在内的所有导演的尴尬——导演越优秀，尴尬就越浓烈。

李安是一位住在俞秀莲躯壳里的玉娇龙，他怎么会服气。



“他们现在就下定论，我觉得基本上是很不合理的事情。”他说，“在纽约，他们问我，WHY DID YOU DO THIS？我有时候就，哎呀，直接回一句也不礼貌，但就是 BECAUSE I CAN，就这么简单。”

“当然了，这个电影可能在价值观上会刺激到美国人。另外，你知道吗，电影还是美国人发明的东西，所以有时候很难讲。你说，当年《断背山》为什么没有拿到奥斯卡最佳影片，说不清楚，但背后也是有一整个系统在发生作用。”

李安不是一个愿意把话讲明的人。恰恰相反，他简直是一个充满机锋的太极高手。只要他愿意，他能够把中文的暧昧表达推到极致。诸如“我就是王佳芝”、“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断背山”、“这部电影就是我的中年危机”这种话——实际上，中年危机这个说法，他在《卧虎藏龙》、《色戒》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上映时都说过——你可以这么理解，也可以那么理解，莫测高深，却又捉摸不定。他其实很享受这种神秘感，又不冒犯任何人。他非常真诚，又觉得把话说穿了没什么意思。

但即便如此，上面这几句话的意思也还是忍不住点到了——李安不服气。

这么说吧，《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这部电影，它对于美国的冒犯，和《色戒》对于民国的冒犯简直如出一辙。在美国总统大选即将揭晓之时上映这部电影，就好比在1942年的上海放《色戒》，其对国家主义和国民性的解构之深、之狠，在某种狂热的社会氛围中会得到反弹，实在再正常不过了。

人家玩民粹玩得正来劲呢，你兜头给浇一大盆子凉水，人能谢谢你么。

其次，李安还有一个欲言又止的解读：即便他今天已经是李安了，但在好莱坞，他仍然是一个“外人”。电影是美国人仅次于军火的第二大收入来源，在“如何用新技术来定义未来的电影语法”这件事上，美国人并不希望由一个“外人”来完成。

很久以来，美国的电影人一直在谈论“电影已死”的话题。互联网和娱乐新技术的出现，让诺兰、卡梅隆这样的导演都忍不住觉得，也许用不了多久，人们就再也不会去电影院了，主流的娱乐方式也不会再是电影，人们可能只是留在自己家的客厅里，看看美剧，或者戴起VR头盔对着电脑干点什么。

“我不认为电影已死，我觉得一切才刚刚开始。我会用3D 4K 120帧这个新技术，并不是想毁掉电影，相反，我是希望能够把观众拉回电影院来。”



不过，李安再不爽，他也不会像坐在他身边的贾樟柯那样，用尖刻对付尖刻，在社交媒体上直截了当地和偶尔轻浮的影评人对骂。身为“外人”，恐怕李安早就尝过被误读的百般滋味，所以他不仅熟悉，还拍了120帧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专门讲各种各样的误读，这部电影简直就是一个误读小词典。

有趣的是，一部关于误读的电影，仍然难以逃脱被误读的命运。

李安根本也不意外。在电影结尾，他借大兵比利之口已经讲过了，其实就是他的回应。大兵说：“我在战场生活，但每个人都对战场有自己的看法。电影也是这样，对吗？”

这天晚上，他坐在清华礼堂的舞台上，左边一个冯小刚，右边一个贾樟柯。他们谈论电影，谈论关于电影的各种评价，谈论各种片场趣事，但唯独没有谈论成本、票房和盈利。最后，贾樟柯感叹说，这样度过一个夜晚，不是也很好吗。

今年夏天的时候，李安出现在上海电影节的一个论坛上——当时的情形可不是这样。那是一个谈论电影市场何去何从以及超级 IP 是否最终取胜的场合。李安话不多，于是主持人问他，您拍电影到现在，还有什么拿不准的吗？李安想了想，说，关于票房，导演还是无法控制的，我就不懂。这时候，旁边的徐峥说，我倒是懂。

李安有他的困惑。人非草木，遭人非议，怎样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不过，他又说，那是“小事”。“不是说我下这个决定做这个（注：指120帧），我有什么不安，或者对成败有什么计较——有，但是小事了。”

他今年62岁，是已经渡过劫的人。他的志趣和方向已定，认了命，知道自己这辈子注定要在色相里打滚了，所以，那些困惑也不再能够影响到他。

这个劫，也在李安的电影里。

唐诺在《重读》里说，研究一个作者，最好从他被公认最失败的那一部作品入手，因为那里面有他最深的纠葛和秘密，来不及好好隐藏。我重看《绿巨人》，确实，不知道是不是成本所限，特效非常粗糙；情感上也有走火入魔之嫌，父亲死于自己亲手制造的灾难，儿子背负这一切，却没有继续自己的救赎，反倒以一个好莱坞欢乐英雄式的结尾草草收兵；女主角在背叛了男主角之后，又声称自己深爱着他，但是电影在一段父子关系、一段父女关系和诸多打斗场面中间疲于奔命，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塑造这空荡荡的爱了。

我相信，在拍完这样一部电影之后，李安是不可能对自己感到满意的。

事实也的确是这样。李安曾经多次提到，在《卧虎藏龙》大获成功之后，他不敢休息，未经深思熟虑就接拍了《绿巨人》。那之后，他曾经历了一次精神崩溃。他甚至想要拒绝找上门来的《断背山》，从此退休。

李安和父亲说了他的打算。

这个时候，李安一定已经心灰意冷。父亲一辈子反对他拍电影，认为这都不能算是个正经工作，而儿子所做的一切，无非是要证明我可以。但如今，儿子亲口跟父亲承认说，我想放弃，这无异于承认说，我之前几十年的坚持都是错的，我的路错了。

一个人在49岁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路走错了。



父亲的反应出人意料。他告诉儿子，你应该继续拍片，因为你属于这里。

很快，李安接了《断背山》，开始在美国西部勘景。两个礼拜之后，李安接到家人的电话，父亲在台北骤逝。他没能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他后来说，这是他无法释怀的事。

又有十年过去了，等到李安有机会拍《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他放进去一个自己的秘密，关于父亲和渡劫的秘密。他把他所有的温柔、爱和秘密，都放在电影里。

电影开头，是一段废弃的摄影机拍下来的战场画面，比利营救班长蘑菇，开枪向敌人射击。这时候，画面右边出现拍摄日期：2004年10月23日。

前面已经提到过一次，这是李安的生日。这一年，他整整50岁。半年多前，他的父亲去世了。这是他此生度过的第一个没有父亲的生日。一年前，他想放弃电影，但父亲劝他，说，你要回去。

这是李安留在自己电影里的密码、门票和小地雷。看懂了这一节，就窥视到了李安内心世界最隐秘的一角。



电影快结束的时候，比利产生幻觉，他回到战车上，又一次见到了已经死去的班长蘑菇。

“你终于来了，比利。”

“是的，我想这就是我的命运。这两周我一直在思考，以为自己了解一些大众不懂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吗，是他们主宰着这个秀，我活在战场，但他们对战争有各自的理解，对吧，电影也一样。”

“你我是一个战壕里的小哥俩，离开故土才能茁壮成长，也可能客死他乡。你扛起重任的时候到了，但别忘了，那一枪已经开了。”

“我准备好了，班长。”

“我爱你。”

“我爱你。”

比利终于回去了。他深明战争的残酷，但他必须回去，因为他是天生的士兵，他属于那里。

李安也终于回去了。他深明电影的折磨，但他必须回去，因为他是天生的导演，他属于那里。

在50岁上，李安认了命，他知道，此生都要在色相里打滚。

电影最后这个场景，从叙事上来说，其实可有可无，但是李安一定要把它留下来。他当年没来得及对父亲说的话，今天借比利和蘑菇之口，对自己的爸爸讲。他可能是那种一辈子都没有跟父亲讲过“I LOVE YOU”的人，但是这句话反反复复在他心里打转，算一算，已经有12年了。

我问李安，你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他想了又想，终于，他说，是在剪辑室看《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的成片，看到结尾，没忍住，哭了。

对话李安的相和空：李安之“相”

GQ ：听说您大儿子的婚礼上放了王家卫电影的片段，是哪一部啊？

李安：哎，这个……他本来要租《花样年华》的，但是没货了，干脆就放了《阿飞正传》。

GQ ：您之前的每一部电影都会有死亡，这次也一样有。您对死亡的认知或者心境，跟之前比，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有什么不一样吗？

李安：我不太愿意去讨论，因为是那个东西来找你的。我一开始做的都算是情境喜剧、社会讽刺喜剧，我的调子都很轻的。这跟我生长的环境有关，我在情感上会温暖一下。从《冰风暴》开始我就好像回不去了，没办法，我想轻一点，但回不太去——也不是它里面没有幽默感，就是回不去。

GQ ：您现在在电影这件事情上还追求什么？

李安：我下面要做的东西还没有抓到，还在摸索，这是很重要的。你可以说摸到了退休，或者摸不到退休，但是人就是不可以说“我知道”。

GQ ：您说自己是不可知论者。

李安：对，世上没什么定论，我自己也搞不清楚。

GQ ：那这要怎么理解呢？您自传里面说了，在《理智与情感》拍完之后，好像您显性的东西都已经拍完了，然后开始去探索隐性的、人性探索的，就算魔鬼之旅吧（李安笑，说，哇，魔鬼之旅）。那每一次，比如拍《冰风暴》，把家庭这个东西解构一次；拍《色戒》，把革命或者爱情这个东西解构一次；拍《少年派》，把宗教解构一次……那我在想，所谓的不可知，是不是每一个作品里面建立的一个怀疑，而且这些怀疑都很大，几乎就是人类古往今来赖以生存的所有重大系统了。

我想知道，在这些不可知和怀疑之后，哪些东西是剩下来的？哪些东西是你知道脚能踏得住地的？好像人要生存，你总得依赖某些归宿系统，如果所有这些系统都在李安的电影里被解构了，那李安还留了些什么呢？

李安：有时候解构的动机是希望做更深一层的了解，不是蒙的就这么相信，有点傻气。你在了解的过程里面，你一定会去解构，很多东西就变得不是那么准确。我觉得，知道不可知是蛮重要的。所谓不可知，就是说，我不知道它有一个尽头，我不知道人类可以知道所有事情，这个我不相信，我觉得是唬人的。知道不可知以后，你要怎么样呢？其实是蛮东方的。西方说解构是很清楚的，但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有这些玄之又玄的，任何可以讲出来的道理都是一个偏见。我们儒家讲要谦虚，它也讲这些东西，我觉得这是很根深蒂固的。只是说，再用西方的艺术来表达，会觉得破坏力比较大。其实我们一直就是说，你要谦卑，要不停学习。



我觉得，我们如果还要有什么观念的话，就是一辈子也学不够，生生世世在学，一辈子都有它的功课，这个我相信。你说它是不是信仰，我也不晓得。我总是觉得，他人告诉你什么什么东西，要不然他就是政客，要不然就是对你有所企图，我是不相信的。所以，一方面我要挑战，因为不愿意做傻子；另外一个，还有我成长的过程本来就是这样。你想，你看父母都是很有权威的，有一天你长大的话，你很自然就发现，你从小幻想的父母不是那个样子。你不能装着不知道，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

GQ ：那您相信什么？

李安：我相信冥冥中老天爷告诉我们，有一个要我们学习的东西，我们每个人要找。有的人找一个国家，有的人找一个上帝，随便你去找一个什么神，你知道，找到一个就可以了。我觉得不找也不行，懵懵懂懂活着，这一辈子浑浑噩噩的，没意思。我拆穿一些东西，只是我检讨它，不是我把它否定掉。你不要懵懵懂懂就跟着走，要求取一点智慧，你要找到另外一个角度。

就像比利·林恩，他找到了，觉得朋友就是我的家，我的家看起来已经不行了，没有意义，于是我看到一个新的家。所以，这一天的过程就决定了他的家在哪儿。他的家在外面，不在美国，也不在血统上的家，因为这个家已经破碎了，也不值得大家相信。他的姐姐很爱他，但是姐姐也有自己的私心，也有自己的偏见，也是受伤的人。

很明显，他要解决的是这两个女人。一个姐姐，一个啦啦队的女孩子。这两个女人代表着两个不同面向的美国，一个是受伤的真实美国，一个是梦幻的理想美国。他找到一个新的家，是在国外的一个战场，天天出生入死的地方。那是对他的认同。他也不是为了国家，也不是为了世界，也不是为了拯救伊拉克，但就是那个地方，为他自己，他的使命，他的归宿，他的同袍。这是他的宿命，这个是很玄的东西。

GQ ：现在讲得出来说，这个叫李安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做的功课到底是什么吗？

李安：讲不清楚嘛。我可以知道，是拍电影这个事情，就是你刚刚问的问题对不对。电影一层一层剥，我做到退休，是什么样，是不是就完了呢，还是怎么样。电影一直会有人拍下去，一直会有人看，我是这个流程的一部分。有这么多人看我的电影，一定是有一些原因，那我就像是那个战士讲的，我做就是了。我感应到，这是我要做的事情。

我在想佛教的东西，后来也做过决定：我必须要认命，这一辈子在色相里面打滚。

GQ ：我在看很多电影和导演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些导演其实一辈子永远拍的是一部电影。像阿巴斯，他永远拍的主题就是那一个。但是我们在看李安的时候，除了早期父亲三部曲，到后面，可能每一部看起来选材都那么不一样，跨度特别大，从中到西，从内到外，都不一样。您现在看自己的创作，觉得会有一根主线、一根链条，把它们的共性全都归纳到里面吗？就是说，这个容器到底是什么？看起来千差万别，但是是有这个容器的。

李安：这个别人讲吧，我自己怎么讲呢。因为我隔几部片子，那个答案就会变。原先做家庭，后来从家庭做社会，后来又拍打仗，也是跟社会有关系，理性和感性的，变成个人自主性，自由跟社会性、社会约束。

你说《卧虎藏龙》还是可以，玉娇龙她怎么飞也飞不出社会的圈子，从那个悬崖上一个人下来，因为她没有办法嘛，她靠那个生活，好像还是那个范畴。再下去又不太一样，到现在又不太一样，我想，总是跟心里面的安全感有关。我想要相信一个东西，但那个东西老在变，我老是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东西。这可能跟我的经历有关，一直相信家庭、政府教育告诉我的事情，然后离开台湾，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情。看到了社会，就想，我们离开家园才会长大，这是我的体验。



GQ ：那您回头看自己的话，今天作为导演李安，作为父亲李安，作为一个人的李安，还有公众角色的大师的李安，目前这些角色之间存在有裂缝吗？

李安：有啊，我没有做电影的我那么好。有时候我也不愿意讲，我对生活的经历没有对电影好。我的家人对我是谅解，但我的心力不够。他们都是很好的人，表面上都很好，可是我心里觉得……

GQ ：上午的时候，我看您和李淳在录视频，好像您跟他之间的眼神是很少有互相注视的。

李安：那个让我们很难受。像我们家这种人，来讨论父子，我们两个都是很难受、很尴尬的一件事情。我们私人的关系被拿到网络来讲，这件事情本身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困难，所以我们是很不自在的。我们又是老实人，又不能去演，但我们又一起拍一个片子，也不好拒绝这些东西。

GQ ：您觉得一个艺术家、一个电影人的归宿是什么?

李安：讲起来很残忍。

GQ ：那一年去法罗岛见伯格曼，您看到了什么？

李安：我有一种圣灵的感觉。因为我一直很崇拜他，看到他，我觉得天气很完美，每个人都有亲切感，我看什么东西都不一样了，很干净的感觉。可它有很脏的东西在里面，很纠结的东西在里面。

我时间差不多了，刚刚的问题是什么？

GQ ：一个艺术家的归宿是什么。

李安：这个我也很不愿意讲。

GQ ：阿西莫夫说，他的归宿就是鼻子戳到键盘上，死掉。

李安：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想的——以前还会想，但再说吧。我们做导演还不是能想写就写的，我们还要花这么多资金拍，拍到没人看，拍到没有资金，或者怎么样的话，我也没有想退休要干什么。就一直拍，拍到拍不动为止吧。

GQ ：安东尼奥尼坐在轮椅上都还在拍。

李安：那得拍得好才行。

GQ ：您有自己心目中的“那一部”吗？

李安：没有，它自己会来。

李淳：一样不一样

要不是这么一个眉清目秀的男生站在面前，真的想不到，《喜宴》里面那个压床的小男孩已经长大成人。

他叫李淳，1990年生于纽约，今年26岁。这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移民家庭。他的爸爸叫做李安，是一位导演。他的妈妈叫做林惠嘉，是一位微生物科学家。他有个哥哥，叫做李涵，已经结婚了。他们一家人生活在纽约的郊区，以前是一间两室一厅的公寓，现在，应该已经舒适了些。

李淳是这个家庭的幸运星。

他出生的那一年，爸爸李安正处于事业的最低谷，毕业6年，一无所成。爸爸有一个电影梦，写过许多剧本，但无一投拍。姥姥劝爸爸去开中餐馆，好歹可以养家，但爸爸只是不讲话。到了李淳出生的时候，爸爸李安开始有了新的想法。他把这个想法记录在自己的自传《十年一觉电影梦》里——

“该不会我这个儿子才是个天才吧？而我的使命只是传宗接代。”

6个月后，《推手》和《喜宴》的剧本在台湾获奖。一年以后《推手》投拍，这是李安的处女作，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这件事情叫人感到后怕。如果上帝没有安排6个月后的这个惊喜，已经撑了6年的李安到底还能撑多久？并非所有天才都能得到完美的机遇，梵高甚至至死都不知道自己原来是个画家。

一个家庭里，究竟可以有几个天才？有一个天才老爸，这又是怎样的成长经验？



和所有这样长大的孩子一样，李淳并不愿意就爸爸大谈特谈。他温柔，他拘谨，他彬彬有礼，他带着不好意思的笑，他的五官是他自己的，但是他的神情竟然和爸爸一模一样。

“你小的时候，爸爸是怎么样的？”

“啊。”他低下头，认真地想了又想。只要讲出口的话，好像都是责任。“那时候我们家有个大餐桌，在厨房里面，他就坐在那里，一边写剧本，一边看着窗外发呆。”

“这时候你敢过去跟他说话吗？”

“我没有。不是不敢，是不想。”

这个年轻的男孩，他有捕捉瞬间记忆的能力，而且非常敏感，他还有一点孤独。这都是成为一名演员——而不是明星——所必备的天赋。

李淳就这样长大了。爸爸一直在外面拍戏，妈妈照顾家里，同时有自己负责的实验室。李淳个子不高，清瘦，长着一张清秀的亚洲人的脸，很少有人知道他的青春期是怎么度过的。他自己说，爸爸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说“I LOVE YOU”，就是在那个时候。那是少年叛逆中的父子和解。但是具体的因由，“我不能告诉你了”，他说。

这种自我保护，仍然和爸爸一模一样。他们都是老实害羞的人，不希望受人关注，但命运安排他们终将受人关注。

高中的时候，李淳参加了纽约一个历史悠久的莎士比亚剧团。第一年，他参与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演出，在剧团的第二年，他演出了一个小混混的角色。在舞台上，他和同学们一起在后台玩游戏，把贝果面包扔向天空，然后用鼻子去接，一个一个接力下去，不能断开。

这是类似《色戒》开场的青春生活。李淳说：“在这里，我人生第一次有了归属感，好像被什么人接纳了。”

李淳想要做演员。他在汽车里跟爸爸说了实话，爸爸隐约有担心，但还是支持他。最后，他考上了爸爸的母校纽约大学，学习表演。

很多年以后，有人问李安，儿子内向，却做了演员，你会不会担心。李安说，当年《喜宴》公映的时候，他去台湾做宣传，第一次上电视节目。“主持人说，你真不像导演，大概他心目中的导演不是长我这样子……不过，我还不是做到现在这样。”

爸爸会绵里藏针地保护自己的儿子。儿子对爸爸除了崇拜，便只能沉默。他只能花更多的时间，更加努力地证明自己，让自己被看见。

曾经有一场跑步的戏，他宁可用笨功夫，在现场跑了好几百米，等到导演开拍，他是真的在大喘气，力求更符合人物的状态。有时候，晚上六点钟的戏，他会要求经纪人下午三四点就带他过去，他要看到环境，融入氛围，进入角色的那个背景和状态。他不在乎辛苦，以求在导演喊 ACTION 的那一刻精准达到导演的要求。

李淳痴迷电影，经常和同事玩的一个游戏就是，你最近在看什么电影，我最近看了一个什么，你一定要看啊。他说，他喜欢欧洲电影，也喜欢秦昊，他认为秦昊是一位了不起的艺术家。

王童的电影《对风说爱你》是他的第一部戏，他需要从少年演到中年。那角色是一个高中生，不爱念书，步入社会之后天天在弹子房打混，无所事事。有一场戏，他骑着摩托车回家，和杨佑宁扮演的父亲对戏。

他是一身嬉皮的打扮，浪荡，游手好闲。杨佑宁演一个面摊老板，非常辛苦。面对这个长不大的儿子，父亲苦口婆心，但最后还是不忍心，给儿子下了一碗面，再加上一个卤蛋。

在那一刹那，少年意识到自己的荒唐。有一个特写，李淳脸上有非常微妙的表情变化。那个表情里面，有不好意思，也有顿悟，似乎人生不该如此。最后，在父亲离开之后，他隐约流下眼泪。

那是李淳23岁时发生的事情。那一年，他从纽约大学毕业，正在考虑要留在纽约还是去洛杉矶，正好接到王童导演的邀请，他就收拾行李去了台湾。

那时候，李淳一句中文都不会说。他虽然生长在一个华人移民家庭，但全家人一直都用英文沟通。爸爸李安给他开了课程表，安排老师教他读经史子集，背唐诗。爸爸希望，他可以迅速地把这个文化底子建立起来。爸爸经常说，演戏不光是要念剧本，把台词讲出来，还要有那个文化厚度，融入角色，从骨子里把这个人演出来。



李淳23岁的时候，从美国回到了台湾，开始接触自己的来处。爸爸李安在这个岁数，刚刚服完兵役，从台湾飞到了美国，重新适应新的世界。再往前，爸爸的爸爸李升，也是从江西德安来到了台湾，被叫做外省人，这样过了一生。

这一家子人，祖孙三代，好像都生来注定要做“外乡人”。

李安还在读台北艺专的时候，就拍过一个短片作业，叫做《焚鹤人》，是根据余光中的散文改编的故事，讲一个流浪的爸爸为孩子做了一只永远放不上去的鹤风筝，最后只好把它挂在树枝上烧掉。

这种与生俱来、深入骨髓、类似“流放者”特有的忧伤，在爷爷身上很浓，在爸爸身上很深，到了李淳身上，还是有。它只不过变换了形状和质感，但还是一颗21克重量的老灵魂。

说实在的，李淳和他的同龄人是不大一样的。

他的特殊之处在于，他虽然在美国长大，但他是一个标准的在父亲的儒家教养之下长大的、有强烈道统观念的人。他的中文才学了三四年，但他骨子里不是那种外国的小屁孩，张牙舞爪，得意洋洋，说话没有节制，他都没有。他看起来的样子，你说他压抑也好，保守也好，拘谨也好，那大部分是出于传统中国的含蓄。这一点，不但和外国小孩不一样，和大陆、台湾的孩子、ABC都不一样。

工作人员经常笑他，说他有一个“老灵魂”：“我认识他这么多年，现在只要一想到他，脑海里面就是他一边泡茶一边看书的样子。”

除非是公司的安排，他自己出远门一定坐经济舱。

他现在北京台北两边跑，会用打车软件，也会去坐地铁。

他第一次到台湾，和人一起吃饭。吃完之后，桌上有一瓶饮料，还剩一半。他说，我可以带回家吗？

和现在国内的小鲜肉比，李淳是很辛苦的。小鲜肉们忘了自己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其实，他们原本应该更能够抓住中国角色的核心，打动人心——但是他们没有。

也许李淳能够做得更好。三四年前，他从头开始学中文，那时候，他连完整的句子都说不好，从未接触过中国历史，文言文对他来说更是无字天书。但是他一步一步学习。在2016年，他演了陈凯歌、韩寒和程伟豪的新戏，因为有京剧段落，他开始学武生，甚至经常带着一根棍子去坐地铁。

他知道，演员不能只有一张漂亮的脸，一谈起角色和内容却只是一颗空心菜。

在《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里，他得到了一个配角。这是一个台词不足十句话的大兵，但是并不容易演，因为在大量没有台词的镜头里，他的眼神、表情和肢体语言都要和同伴们融为一体，像是个满不在乎但又受到伤害的年轻人。

李淳做得不错。他的导演爸爸忍不住说，我还让他放火箭炮了，这样的爸爸哪里去找。

这是父子间不多见的轻松的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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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你内心真实写照，只有你自己最了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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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的儿子之前有在宿醉系列里面出演过，当时可以看出他演的颇为青涩拘谨啊，希望走上了电影道路就得好好锤炼自我才是 啊